111老本(三)
正当曹营迫于形势自枣阳县开拔转移的同时,唐县的回营也遭遇了灭顶之灾。九月初二,熊文灿、左良玉、张任学麾下诸部官军发动猛烈攻势,连破唐县回营三十六寨,“老回回”马守应及“革里眼”贺一龙、“混十万”马进忠为避覆盆之险,横下心分三路突围。这时候官军协同作战能力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,各部互不相让、各自为战,虽不至于前功尽弃,但整个围困阵线疏漏百出、形同虚设,令马守应等巨寇趁机脱身,彻底围歼回营的企图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
回营败后,不敢走枣阳,而是经新野长驱直入襄阳府腹地。陈洪范等部其时焦点全在左近的曹营身上,没料到河南官军会有如此重大疏漏,调遣不及,回营由是得以在襄阳府北部地区大肆剽掠了一阵,而后西进谷城。
驻守谷城的张献忠连传捷报,但言“杀回贼甚众”,可事实上,回营一路从容越险渡津,不三日,即顺利藏进了均州、郧县周遭的险峻群山,官军再剿,登时难如上青天。不仅如此,曹营败走后,同样折向西北,龙在田、陈洪范两部官军追击,杀伤多有,但难阻其军势。罗汝才沿路招徕无主群寇,及抵郧阳府东南的保康县时,聚众复达万余。曹营在保康境内烧杀淫掠数日,也一头扎入房县、竹山等县的深山中,偃旗息鼓。明眼人都瞧得出,张献忠与回营、曹营的关系依旧暧昧,甚至有坊间传言,西营在回、曹二营联手进袭枣阳期间,也曾“数阴助之”,差些掀翻了赵营。但这些都仅仅只是猜测,无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,一直以来风平浪静的西营也至今如同置身事外般,全无波澜。
从八月始至九月初这为期月余针对以回、曹二营为首的湖广、河南等地流寇的围剿行动基本告一段落。最终虽未能将马守应、罗汝才等巨寇铲除殆尽,但也大伤其众元气,堪称近年来鲜有的胜绩。
熊文灿剿抚二功并举,颇得朝野嘉许,煞为春风得意,意气风发自叶县移节亲镇襄阳,以震慑楚、豫等地群寇。熊文灿既至,作为半个地头蛇及合作伙伴的陈洪范岂能无动于衷,当即广发群柬,邀请楚豫间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数十人会宴,明称“庆贺灭贼盛况”,暗中打得自是为熊文灿接风洗尘的主意。考虑到诸部官军需要回师整顿,颇具“体谅之心”的陈洪范将宴会日期设在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——“满园花菊郁黄金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这便是其请柬的标首题句。
值此尚未叙功之时,作为受邀人之一的赵当世当然要好好准备表现表现。然而大战方罢,军中待处理的事务繁巨,在赴宴之前,他还有几件事得先理出头绪方才安心。
第一件事,处理降兵。
本月初七,身处方塆北部时家小冲、正与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珲收到赵当世的来信,信中态度坚决,标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条件。条件之一,便是各部被允许留存的战兵数目。常国安最多,八百人;王家兄弟其次,五百人;王国宁再次,三百人。其余杨友贤、许可变、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数十人不等。如此一来,近万人的降兵可留在旧营为战兵者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,十去其八。剩下的八千人当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。考虑到后续屯田规模扩大亟需劳力以及空缺兵员补充问题,这八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以定去向,实在不堪用的才会给予遣散费。
实话说,对于整编这事,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。原因一是形格势禁,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,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。双方筹码并不对等,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。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,不接受赵营的招降,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。诸营无一不缺粮,早前只因连战连胜,有缴获为继,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。一旦钱粮困顿,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即便没有赵营,诸营审时度势,也会暂时削减兵力。说到底,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,有中坚力量在,待到丰年,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。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,剔除杂余,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——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,更何况他们。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,八千汰兵看似多,皮毛而已,远算不上伤筋动骨。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,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。有常国安作表率,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,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。这件事,交给徐珲全权负责。
第二件事,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。
因曹营入城,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。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,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。
明清衙门中职务,分官、僚、吏。官为正职,僚为副职,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,称“品官”。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,无品级、“不入流”,由官僚自己“辟召”,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。即便吏员也有考评、升迁、罢黜制度,但涉及官僚机制、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,想转吏为官,难度相当大。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,一时便“朝野哗然,舆论纷纷”,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“正印官”为由大肆抨击。
然而,有道是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,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,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“役夫”与“胥吏”。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员,多充更夫、捕快、狱卒等劳逸,地位犹低。胥吏好些,大多是谋不得出身的读书人,行“刀笔之能”,故又称“刀笔吏”。且若一人曾出为胥吏,则此人就会被永远剥夺进士科考核的资格,入仕为官的路算被彻底卡死了,是以又有“一日为吏终身为吏”的说法。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经验者充任,很多岗位缺少后继,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业业者,少数重要岗位由官员随行带来的幕僚充任。枣阳县各衙门官僚死绝,无一幸免,吏员则七七八八活下来大部分。这是一桩好处,意味着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位上安上人,整个县的中枢依然可以一如既往,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。
县中官僚职级虽不大,好歹都是朝廷命官,有朝纲律法为强背书,赵营摆布他们,操作空间和弹性无疑小了许多。但胥吏就大为不同了,根基浅薄,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,赵营的势力镇在那里,威逼利诱的后顾之忧几乎可忽略不计。
枣阳县素由知县、典吏主事,说得更确切些,乃是曾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。这样更好办,派一个顶替褚犀地的位置,接盘过来就行了。这个人选赵当世认为没有比覃奇功更合适的了。较之起赵营中其他文武,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时曾有过政治经历,广涉政军,可谓“上马治军,下马治民”的人才。遍观赵营上下,综合素质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,把枣阳暂时交给他打理,赵当世是一百个放心。
枣阳县内要规划的事有很多,赵当世交给覃奇功的前期任务有三。一为收拢民心,安抚民众,将因曹营荼毒而引发的恐慌动荡局面稳定下来。揭露祝允成、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径,同时宣传赵营以及赵当世本人的光伟正形象。二为整顿吏治,笼统而言便是“打击异己,安插人手”。枣阳县胥吏众多,心思各异,确定愿意与赵营合作者、剔除同床异梦者是重中之重。此外,褚家一倒,大量关键岗位空缺出来,赵营中也需及时安排自己人补进去。三为重新检地,曹营带来的兵灾导致了县中包括褚家在内许多大户阖门被灭,无数膏腴良田顿成无主之地。这些地赵营当仁不让,都要接手过去。除却田地,其他鱼、矿、盐等产业也一并归算在内。
此三项任务看似简单,却为后续赵营即将着手的一系列举措打下基础,内中细节之纷杂繁复,赵当世心知肚明,不一而足。这样的重责,在赵当世看来,也只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担负。令赵当世欣慰的是,覃奇功将他的委任一口答应下来,毫无推辞,言语之间,更颇显坚定自信。有他这份态度在,赵当世自无多虑。
第三件事,规划新一轮的军改。
历经回营、曹营两番苦战,赵营虽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代价也不小。惠登相、景可勤、宋侯真、廉不信等军官被捕被杀,职位空留,亟需替代,兵士或伤或亡近二千,亦要补充。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,兵马入战兵入屯田兵都得调划,更缴获马匹数千,军资无计。此类种种,均非一日能够捋清。赵当世百事缠身,决定将此番军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贵、王来兴、何可畏为主,昌则玉、穆公淳为顾问的小组主持,自己只参与一些重大决策。这是赵营成军以来他首次没有主持军改全程,但凭着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,赵当世对他们的能力与热情还是抱有相当的信心。
以上三件事做完,尚存最后一事。九月初七,天刚破晓,仅在枣阳县城住了一宿的赵当世便轻装简行,踏雾出城,驱马赶往范河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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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营败后,不敢走枣阳,而是经新野长驱直入襄阳府腹地。陈洪范等部其时焦点全在左近的曹营身上,没料到河南官军会有如此重大疏漏,调遣不及,回营由是得以在襄阳府北部地区大肆剽掠了一阵,而后西进谷城。
驻守谷城的张献忠连传捷报,但言“杀回贼甚众”,可事实上,回营一路从容越险渡津,不三日,即顺利藏进了均州、郧县周遭的险峻群山,官军再剿,登时难如上青天。不仅如此,曹营败走后,同样折向西北,龙在田、陈洪范两部官军追击,杀伤多有,但难阻其军势。罗汝才沿路招徕无主群寇,及抵郧阳府东南的保康县时,聚众复达万余。曹营在保康境内烧杀淫掠数日,也一头扎入房县、竹山等县的深山中,偃旗息鼓。明眼人都瞧得出,张献忠与回营、曹营的关系依旧暧昧,甚至有坊间传言,西营在回、曹二营联手进袭枣阳期间,也曾“数阴助之”,差些掀翻了赵营。但这些都仅仅只是猜测,无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,一直以来风平浪静的西营也至今如同置身事外般,全无波澜。
从八月始至九月初这为期月余针对以回、曹二营为首的湖广、河南等地流寇的围剿行动基本告一段落。最终虽未能将马守应、罗汝才等巨寇铲除殆尽,但也大伤其众元气,堪称近年来鲜有的胜绩。
熊文灿剿抚二功并举,颇得朝野嘉许,煞为春风得意,意气风发自叶县移节亲镇襄阳,以震慑楚、豫等地群寇。熊文灿既至,作为半个地头蛇及合作伙伴的陈洪范岂能无动于衷,当即广发群柬,邀请楚豫间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数十人会宴,明称“庆贺灭贼盛况”,暗中打得自是为熊文灿接风洗尘的主意。考虑到诸部官军需要回师整顿,颇具“体谅之心”的陈洪范将宴会日期设在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——“满园花菊郁黄金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这便是其请柬的标首题句。
值此尚未叙功之时,作为受邀人之一的赵当世当然要好好准备表现表现。然而大战方罢,军中待处理的事务繁巨,在赴宴之前,他还有几件事得先理出头绪方才安心。
第一件事,处理降兵。
本月初七,身处方塆北部时家小冲、正与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珲收到赵当世的来信,信中态度坚决,标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条件。条件之一,便是各部被允许留存的战兵数目。常国安最多,八百人;王家兄弟其次,五百人;王国宁再次,三百人。其余杨友贤、许可变、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数十人不等。如此一来,近万人的降兵可留在旧营为战兵者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,十去其八。剩下的八千人当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。考虑到后续屯田规模扩大亟需劳力以及空缺兵员补充问题,这八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以定去向,实在不堪用的才会给予遣散费。
实话说,对于整编这事,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。原因一是形格势禁,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,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。双方筹码并不对等,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。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,不接受赵营的招降,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。诸营无一不缺粮,早前只因连战连胜,有缴获为继,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。一旦钱粮困顿,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即便没有赵营,诸营审时度势,也会暂时削减兵力。说到底,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,有中坚力量在,待到丰年,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。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,剔除杂余,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——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,更何况他们。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,八千汰兵看似多,皮毛而已,远算不上伤筋动骨。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,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。有常国安作表率,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,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。这件事,交给徐珲全权负责。
第二件事,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。
因曹营入城,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。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,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。
明清衙门中职务,分官、僚、吏。官为正职,僚为副职,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,称“品官”。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,无品级、“不入流”,由官僚自己“辟召”,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。即便吏员也有考评、升迁、罢黜制度,但涉及官僚机制、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,想转吏为官,难度相当大。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,一时便“朝野哗然,舆论纷纷”,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“正印官”为由大肆抨击。
然而,有道是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,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,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“役夫”与“胥吏”。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员,多充更夫、捕快、狱卒等劳逸,地位犹低。胥吏好些,大多是谋不得出身的读书人,行“刀笔之能”,故又称“刀笔吏”。且若一人曾出为胥吏,则此人就会被永远剥夺进士科考核的资格,入仕为官的路算被彻底卡死了,是以又有“一日为吏终身为吏”的说法。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经验者充任,很多岗位缺少后继,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业业者,少数重要岗位由官员随行带来的幕僚充任。枣阳县各衙门官僚死绝,无一幸免,吏员则七七八八活下来大部分。这是一桩好处,意味着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位上安上人,整个县的中枢依然可以一如既往,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。
县中官僚职级虽不大,好歹都是朝廷命官,有朝纲律法为强背书,赵营摆布他们,操作空间和弹性无疑小了许多。但胥吏就大为不同了,根基浅薄,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,赵营的势力镇在那里,威逼利诱的后顾之忧几乎可忽略不计。
枣阳县素由知县、典吏主事,说得更确切些,乃是曾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。这样更好办,派一个顶替褚犀地的位置,接盘过来就行了。这个人选赵当世认为没有比覃奇功更合适的了。较之起赵营中其他文武,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时曾有过政治经历,广涉政军,可谓“上马治军,下马治民”的人才。遍观赵营上下,综合素质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,把枣阳暂时交给他打理,赵当世是一百个放心。
枣阳县内要规划的事有很多,赵当世交给覃奇功的前期任务有三。一为收拢民心,安抚民众,将因曹营荼毒而引发的恐慌动荡局面稳定下来。揭露祝允成、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径,同时宣传赵营以及赵当世本人的光伟正形象。二为整顿吏治,笼统而言便是“打击异己,安插人手”。枣阳县胥吏众多,心思各异,确定愿意与赵营合作者、剔除同床异梦者是重中之重。此外,褚家一倒,大量关键岗位空缺出来,赵营中也需及时安排自己人补进去。三为重新检地,曹营带来的兵灾导致了县中包括褚家在内许多大户阖门被灭,无数膏腴良田顿成无主之地。这些地赵营当仁不让,都要接手过去。除却田地,其他鱼、矿、盐等产业也一并归算在内。
此三项任务看似简单,却为后续赵营即将着手的一系列举措打下基础,内中细节之纷杂繁复,赵当世心知肚明,不一而足。这样的重责,在赵当世看来,也只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担负。令赵当世欣慰的是,覃奇功将他的委任一口答应下来,毫无推辞,言语之间,更颇显坚定自信。有他这份态度在,赵当世自无多虑。
第三件事,规划新一轮的军改。
历经回营、曹营两番苦战,赵营虽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代价也不小。惠登相、景可勤、宋侯真、廉不信等军官被捕被杀,职位空留,亟需替代,兵士或伤或亡近二千,亦要补充。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,兵马入战兵入屯田兵都得调划,更缴获马匹数千,军资无计。此类种种,均非一日能够捋清。赵当世百事缠身,决定将此番军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贵、王来兴、何可畏为主,昌则玉、穆公淳为顾问的小组主持,自己只参与一些重大决策。这是赵营成军以来他首次没有主持军改全程,但凭着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,赵当世对他们的能力与热情还是抱有相当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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